□本报记者赵丽

一个18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是他们全家的卧室、厨房,也是生产车间。拥挤的场地,在卢必泽的巧妙安排下,中间放了三台缝纫机、一台锁边机、两个烫衣机,裁衣板下堆满了布料。一天三顿饭都是在房屋的角落里完成的。

到了晚上,卢必泽在窗边支起裁衣板休息,两个妹妹和妹夫分别以烫衣板和裁衣板为床,过道中间则放张折叠床,两个儿子睡在上面。这样的生活状态,钱家人整整坚持了四年。

他们曾经的家在北京有名的“浙江村”。这个非自然更无行政编制的“村落”,是进京经商的浙江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。它地处北京城南的城乡接合部,以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腹地,覆及26个自然村,外来人口数量近10万。

2014年,曾被北京市政府作为重点“治乱"的这个村庄,将告别脏、乱、差,建成与CBD遥相呼应的CED。

这里拆迁了,钱福来一家人将搬往下一处聚居地,他们选择住房的标准只有两个字——便宜。

这样的标准与在北京当职员的孙嘉不谋而合。这名来自中部农村的男青年,起居范围是北京四环外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,月租1000元。房间没有客厅,只有一条昏暗的过道,同住的两名舍友是他在网上发帖招租的。

“一张床,一个桌子,一个电磁炉,冬天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暖气,洗菜、洗衣服都要去外面。”孙嘉说。

对于这样的居住环境,孙嘉表示“无可奈何”,“凑合就行,攒钱最重要”。

孙嘉认为北京只适合工作,不适合生活。“因为房价太高,买不起房子”。